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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黃小燕——一個“文革”中被槍打死的女同學

  • 作者: 黃忠晶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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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黃小燕同學去世已有51年了。

      2017年高中同學聚會,我沒有參加,但仍有同學給我寄了一本紀念冊。翻翻冊子,一些熟悉同學的面容出現在我面前,可以彌補未能見面的遺憾。冊子的主要內容是各班列出同學的姓名和照片,若有已去世者,也會列出,同時注明。我翻到黃小燕所在班上的頁面時,卻沒有發現她的名字,仿佛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有點不信,又反復看了幾遍,確實沒有她的名字。這個班沒有列出去世者的名字,從列出的一些照片(都沒有注明姓名)中也看不出有沒有她,我不能斷定她班上的同學是否已經遺忘了她。

      不過我不會遺忘。

      我和小燕同學是同一個年級但不同班,在“文革”前完全不認識。在“文革”中我們參加了同一個“革命組織”(以下稱為“兵團”),這樣才認識了。她參加進來比較晚,好像她班上就她一個參加。我對她的印象是,比較文靜,不太愛說話,做事很認真。雖然在一個組織,我和她卻沒有單獨說過話,那時我是一心撲在“革命”上,視所有的女同學為“戰友”,沒有任何兒女私情。

      對這個兵團,我參加后不久就采取了一種若即若離的態度,從未全身心地投入進去。(我另有專文談這一話題,這里就不贅述其原因了。)但我是兵團的“元老”,又被戰友們視為“思想領袖”,盡管不是名義上的司令,有了大事還是有人來找。這天我在家里,兵團有人來找我了,她就是黃小燕。

      這時兵團內部出現了混亂,她是奉兵團之命,來請我回去主持大局,具體是什么情況現在已記不清楚了。從兵團所在地(也是我們學校所在地)到我家有一百多里路,她是騎自行車來的,這輛自行車是兵團公用的車。她途中摔了一跤,膝蓋摔破了一大塊皮,到我家時傷口還在滲血。我立即帶她到附近醫院敷藥包扎。一個女孩子,為兵團事務辛苦奔波,又負了傷,讓我很感動;就沖著這我也應該回兵團去。她在我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我送她到長途汽車站,給她買了一張回程的票。我自己則騎著那輛“肇事”的破車回到兵團。如果說我們有單獨交往,那么也就這一次。我不記得我們談了一些什么,沒有印象了。但我母親和妹妹對她有很好的印象,以后還對我談起過。

      大約是1968年5、6月份,我在家中,突然得到信息,黃小燕被槍打死了。我已記不清楚是怎樣獲得這一噩耗的。那時沒有電話,也沒人到我家來,只能是從收到的信件中獲悉的。后來我從當時在場的同學那里得知,黃小燕是被一個男同學打死的;那人拿槍對著她,本來是開玩笑,卻無意識地扣了扳機,子彈從她胸中穿過,她當場死亡。我不忍敘述我聽到的更多細節,那些當時在場的同學想必要比我承受巨大得多的心靈創痛。

      黃小燕的父母要起訴這個男同學。兵團的一位大姐——也是跟我同級而不同班的女同學——找到我,要我出面向黃小燕的父母求情而不起訴。她在兵團中的角色類似一個管家,具體事務都是她在管,上次就是她派黃小燕到我家的。這個兵團名義上的司令,已經找了門路參軍走了,而接替此人當頭頭的,就是這個打死黃小燕的男同學。大概此前她同黃小燕父母有過接觸,請求對方不起訴。黃小燕父母的回復是,若要不起訴,須滿足三個條件:一、追認黃小燕為烈士;二、出一期紀念黃小燕的專刊;三、兵團負責人帶上那個男同學和其他人登門賠禮,請求寬恕。

      所以大姐找到我,希望我以兵團負責人的身份出面來處理這個事情。我不能推脫,盡管我不是什么負責人。我們作了認真準備,出了一期專刊,上面有兵團追認黃小燕為烈士的決定,內容是我擬定的。我還寫了一篇紀念黃小燕的長文,題目是“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具體內容現在已不復記憶,總之是說她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這個專刊應該還有其它一些與紀念相關的內容,但我記不起來了。問及一個同學(戰友),他回憶說寫過一首紀念的詩,應該也在上面。

      然后我們去了黃小燕父母家。去的人中除了大姐、我、那個男同學外,還有一兩個或兩三個同學(戰友),但我已記不起他們是誰了。除了那本專刊,我們還提了一些禮品。整個過程現在想來都是模糊的,記不清什么了。無非是我們說盡好話,陪盡小心,請他們寬恕那個男同學;那個男同學也必定是痛哭流涕,痛悔罪過。

      這件事的結果是,黃小燕的父母沒有起訴。在這一結果中,我們這一行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也說不清楚。聽同學說,兩位老人是學校的老師,當時處境不太好,好像還被批斗,小燕之死對他們無疑是雪上加霜。他們沒有執意追究,也許跟他們的境況有關。

      大約20年后,我來到小燕同學的墳前,它在那所學校靠里面的圍墻邊,孤零零的,沒有墓碑,沒有鮮花,甚至連野草都沒有一根,就是用土壘起的一個墳包。看到這些,不知怎的,我忽然悲從中來,不禁號啕大哭。前不久與朋友談起這一情景,他調侃說:“你這是兔死狐悲!”他這樣說,是為了緩解一下我壓抑沉郁的情緒,不過倒真說到了我的癥結之所在。我確實是“物傷其類,兔死狐悲!”

      這樣慘劇的發生,固然與當事人的主觀作為分不開,同時也是那個荒謬時代必然的產物,像小燕同學這樣枉死的情況絕不在少數。當時學生手中有槍,是因為“中央文革”號召“革命小將文攻武衛“,鼓勵他們沖擊部隊,去搶槍。大量的槍支掌握在十幾二十歲的學生手中,又未受過任何軍事訓練,其潛在的危險性自不待言,不出事才怪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小燕同學致死的這筆帳,還應算到鼓動這一波搶槍潮的始作俑者身上;他們唆使學生搶槍,是把學生當槍使,學生成了權力之爭的炮灰。

      在小燕墳前痛發悲聲,還有一個原因:只要憶起她的死,我都要捫心自問,我對這一事件的處理是否對?這一問題至今我都找不到答案。我內心是矛盾的:一方面,那個男同學過失致人死亡,犯了罪,他已是成年人,應該承擔法律責任,因此我不應該為他免于起訴而奔走;另一方面,他是我的同學和戰友,小燕已經死了,他還得活下去,即使讓他去坐牢也無補于事,為他免于起訴奔走似乎是我無法推脫的事情。這兩種想法,我實在說不上哪一種更對一些。

      碰到這樣的事情,我感受到自己思想的無力,自己行動的無奈。我被同學視為“思想領袖“,他們認為我看的書多,看問題比他們深刻,卻不知我的這種無力和無奈。他們眼中的“思想領袖”,連自己該做什么都弄不明白,還想去指點別人,真是絕大的諷刺!

      手中有一張小燕同學的照片,是不久前從一位同學(戰友)那里拍照復制下來的。她身著一件綴有領章的衣裳,頭戴軍帽,面帶微笑,很開心的樣子。我想問她,她希望我怎樣做,但仍然沒有結果。很可能她跟我一樣,內心也是矛盾的:對于那個毀滅其生命的人,她當然希望對方受到應有的懲罰;但另一方面,畢竟是同學和戰友,她或許會因此而寬恕他。哪一方面是她更希望的,我真的不知道。

      薩特在獲悉加繆遭車禍死亡后說,“這一死亡特別讓我們感到恥辱的是,人的秩序被非人的東西所破壞。“同時他又說:“非人性一旦顯露自身,就變成人性的一部分。每一個夭折的生命──哪怕是再年輕的生命──都既是一個被破壞的經歷,又是一個完整的生命。對于所有愛他的人來說,在這個死亡中有著無法忍受的荒謬性。但我們應該學會把這個殘破的事業看成一個完整的畢生事業。”(《阿爾貝。加繆之死——境況之四》)從小燕之死感受到人生的荒謬性,同時也感受到對這一荒謬性的超越,我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寫下這篇短文。

      小燕同學,還有許多話想對你說,但我不知道這篇紀念文字是否會打擾你的在天之靈;也許你在那兒靜悄悄,并不希望聽到任何人的聲音。如果是這樣,我就不多說了。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幾位同學(戰友)幫助回憶了當年一些情況,彌補了我記憶不清的缺憾,謹此致謝!他們有的當時就在現場,目睹了那殘酷的一幕;有的幫忙操辦小燕同學的喪葬事宜,那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他們大都在以后去過小燕同學的墳前祭奠。這篇文字應該是我們共同對小燕同學的紀念,只是我這貧乏無力之筆恐怕難以表達他們的深切緬懷之情。

      小燕同學,愿你的在天之靈安好!有我們這些愛你的人在,你就不會離開;你活在我們心中!

      黃忠晶

      于2019-11-19

      本文標題:紀念黃小燕——一個“文革”中被槍打死的女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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