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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譯者前言)

  • 作者: 黃忠晶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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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紀俄羅斯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十分豐富,對后世的影響很大。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命運多舛。他24歲時完成處女作《窮人》,一舉成名,成為文壇新秀,頗受廣大讀者和專家的好評。然而4年后因為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被當局逮捕,并被判處死刑。后雖改判為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仍然對他執行了死刑儀式,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經歷了臨刑前的死亡恐怖體驗。這一體驗以及隨后4年的苦役生活,對他后半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流放生活結束后,又服了5年兵役,終于被批準退伍,可以專心從事文學創作。后來與哥哥合辦文學刊物,發表了《死屋手記》等重要作品。然而這種相對安寧的生活并沒有維持多久,幾年后妻子和哥哥相繼去世,在相隔不到3個月里,他接連失去兩個最親的人。接下來他為了維持與哥哥合辦的刊物而承擔了一大筆沉重的債務,并為了逃債而不得不避居國外。此后沉重的債務成為長期困擾他的主要問題。如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除了寫作外還有別的什么嗜好,那就是賭博。賭的結果經常是輸得精光。他還有一篇專門寫賭徒心理的小說,題目就是《賭徒》,其中應該有不少是他自己的體驗。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沉迷于賭博,弗洛伊德曾有專文分析。這種賭徒心理還表現在他的創作中。例如,在寫《白癡》時,他對友人說:“總而言之,我是在拿這部小說賭一把,不顧一切投身其中,至于結果則順其自然吧。”應該說,這種心理如果拿去賭錢,給他帶來的只是不幸和災難,如果用在文學創作上,則是創新求變,不斷地向自己發起挑戰,最終可能取得輝煌的成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作品主要是小說。他的創作態度十分嚴肅,寧缺勿濫。盡管他的小說大都是在期刊上連載,要趕時間發表,十分緊張,他從不敷衍了事,希望自己的小說個個是精品。還是在寫《窮人》時,他在給哥哥的信中說:“我已經發下誓言,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哪怕是身無分文、走投無路,我也要堅持自己的原則:決不奉他人之命寫作。奉命寫作肯定有壓力,壓力會毀掉一切。我希望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在寫《罪與罰》時,他把已經完成并作了修改的大量稿件付之一炬,因為他不喜歡這些內容,想嘗試一種新的形式和結構,于是重新開始,為了趕上交稿時間夜以繼日地寫作。與此同時,他還得克服債務帶來的沉重壓力。正如他在信中所說:“小說創作是一門藝術,它要求創作者心情穩定,富于想象力,然而那些討債的人不斷地給我施加壓力,甚至威脅要送我進監獄。直到現在我還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也不知道以后是否可以完全解決。你可以想見,這對我的精神狀況產生很大影響,往往一連數日讓我的情緒遭到破壞。但我得不間斷地寫作,因此有時無法做到這一點。”在寫作期間,他還得忍受癲癇病和痔瘡發作造成的痛苦。痔瘡發作時他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只能躺著。最后這部作品仍然如期完成,并且成為一部杰作。在寫《白癡》時,他也是在完成了許多內容后又完全給廢棄了,而這時他已經拿了人家預支的稿費,交稿日期在即,這是因為他想把它寫成杰作,不愿其成為平庸的作品,寧愿讓自己處于這種困境之中。在《群魔》的寫作中,他也是有意挑戰自我,選擇了一個可能無法勝任的主題,并且作了失敗的思想準備。這部作品也是反復修改,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在寫最后一部主要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他態度特別認真。例如在寫第三部時,為了情節的完整性和深化人物性格,他加了一個第九卷“預審”,為此在寫作過程中專門向一個資深的檢察官咨詢和求教。完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向這位檢察官念了全部內容,讓他從專業的角度挑毛病,以免出現知識性的“硬傷”。在寫作中,甚至連13年前的中學生是穿制服還是穿便服這樣的事情,他在定稿時都要反復核實清楚。在描寫小說人物作證時由于譫妄癥發作而完全失去意識的情景時,他也向相關專業醫生作了詳細咨詢。這種認真精神是這部巨著立得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該書讓他獲得極高聲譽,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在莫斯科為紀念普希金而舉行的慶祝活動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社會公眾和文學界的極大歡迎,其熱烈的場面是十分少見的。

      作為一個作家,也由于自身的性格和氣質,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俄羅斯社會現象有著十分深刻細致的觀察,再加上豐富的想象力,他可以由此及彼、見微知著,深入挖掘這個社會的本質及其弊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羅斯人民充滿感情,認為上層社會應該在精神上對人民采取平等態度,而不只是對老百姓憐憫,要從其惡行中看到閃光的東西,找到真理:“我們應該學會在俄羅斯普通民眾的野蠻行徑中剝離出他們的美。”在他眼里,俄羅斯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希望的民族,盡管它在歐洲倍受歧視,卻是“上帝的載體”。他有十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對于那些自甘于歐洲民族之下、崇歐媚外的俄羅斯人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在觀察社會和人時,他強調人的精神力量之重要,提出“人不能僅僅靠面包而活著”,并說這是一個揭示了人類精神根源的普遍真理。這話本不錯,但他又說:不能同時給人們美和面包,因為“這樣一來,人的勞動、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都將消亡殆盡,也就是說,人的生命和理想都不復存在。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只給他們一個精神上的理想。”這就有些偏頗了。衣食不足,焉知榮辱?在政治洞見方面,他對自上而下的彼得大帝改革之不徹底性以及方向之偏差有著深刻揭示,是很有見地的,對于西歐派和斯拉夫派的各自偏頗之處也都一一指出,不茍同于任何一方,顯示出獨立思考的能力;但他對別林斯基、赫爾岑等人政治觀念的批判也有不當和偏激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揭示社會的黑暗面和人們的苦難,特別是他們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同時他也有光明在心,對俄羅斯社會和人類的未來仍然充滿希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四年的流放苦役生活,是他一生中最為困苦的歲月;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轉折,在精神上走向最終成熟,并為以后新的文學創作高潮作了生活上的積累,這可謂“生活不幸文章幸”。其中最為直接的收獲就是《死屋手記》一書的誕生。通過這部小說,他給我們深入展示了流放在西伯利亞的苦役犯種種生活狀況。其真實性和深刻性,不是親身經歷者是寫不出來的;雖有親身經歷但無卓越文學才華者也寫不出來。他描寫了犯人們人性的扭曲變態,同時又揭示了這些狀態主要是監獄惡劣的非人性環境造成的,而他們仍然渴望自由,渴求過正常人的生活。在監獄里,犯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弄錢,弄了錢后又用來買酒大醉一場,其實質仍然是對自由的病態渴望,在那種環境下應該屬于正常。他如實描寫了貴族身份的犯人在流放生活中特別困苦的境況,數年如一日地遭受其他犯人的敵視和羞辱,這是他自己感同身受的。但他以博愛的精神原諒了這些傷害他的人。他還因為自己曾用一句話傷害了一個為他服務的普通犯人而懺悔不已。他的這部小說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讓讀者對這些不幸的人充滿了同情心和應有的尊重。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還在多個地方探討了死刑問題。由于他本人的切身經歷,他認為死刑是極不人道的。他還對監獄種種不人道的做法提出抗議,例如認為讓重病患者繼續戴著腳鐐,是對犯人毫無意義的摧殘。

      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十分強烈的宗教信仰。在他看來,俄羅斯的東正教是最為正宗的基督教了,而羅馬天主教其實是反基督的基督教,是偽基督教。他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對無神論的批判都是站在這一立場上說的。他虔信宗教、相信上帝的主要理由是:如果上帝死了,或者靈魂不能不朽,一個人死后什么都沒了,他就可能任意妄為;如果人們都是這樣,人類社會最終會走向毀滅。20世紀法國存在主義代表人物薩特曾引用他的話“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但得出的結論卻正好相反。薩特認為,由于上帝已死,人就失去了任何憑依,那么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歸于自身的自由,必須自己獨自承擔責任。因此,直到這時他才具有真正的責任意識。也就是說,真正為自身行為承擔責任而不推諉于他者,應該建立在不相信上帝這個外在于人的權威的基礎上。兩相對照,盡管出發點似乎是相同的,我們更贊同薩特的結論。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虔信宗教,卻未必是一個正統的宗教徒或教會式的宗教信仰者,其中似乎有矛盾或游移不定的地方。與其說他相信宗教的力量,還不如說他相信愛的力量,強調愛的力量。他相信人與人不分彼此、不分貴賤地相愛,這個世界就可以獲救。他對于宗教及其代表人物的神秘力量并非確信不疑。一方面,他認為長老確實具有一種神秘力量來約束其教眾的行為,并舉出了這方面的事例;另一方面,他還認識到那些害瘋癲癥的女人能夠被長老治愈,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學上的“暗示”起了作用。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他著意刻畫的圣者佐西馬長老死后,不但沒有出現尸體不腐爛的奇跡,反而尸體很快就發臭了。這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實并不相信教會宣揚的那一套迷信的東西;在他看來,教士、長老也是人,他們不是靠奇跡而是靠自身博大的愛來征服教眾的。

      人們通常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病態的天才”,這有一定道理,但也容易招致誤解。他在其主要代表作《地下室手記》中,開首就探討了那個“地下室人”到底有沒有病。其實所謂“病態”,是對那個病態的社會不相適應而產生的癥狀,因此,呈現“病態”的人恰恰要比“正常人”來得清醒,顯得明白,這才是真正的“正常”;而那些所謂“正常人”,也許已經病入膏肓,感覺不到這個社會弊病之嚴重。因此,如果一定要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病態的天才,那么就應該同時補充一句,他也是一個不斷地克服自己的病態、與病態相抗爭、超越病態的天才。那個“地下室人”所言所行,有一部分表征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俄羅斯人精神上的批判。例如“地下室人”在被人撞了一下后,有著極其復雜強烈的心理反應,確實有些病態,而這是俄羅斯等級社會造成的國民卑怯性所致。又如“地下室人”對于那個妓女的態度,先是以救星和英雄的面目出現,以滔滔不絕的說教擾亂了她已經寂滅的心,其實這其中就有作假和玩弄的成分;然后在貧窮尷尬的境況被暴露時,又惱羞成怒,對她肆意羞辱以報復;但在這之后又悔恨不已,試圖追趕她來彌補;最后半途而廢,不了了之。這個《地下室手記》中的主要“故事”深入揭示了人欲行善時隱藏于其內心深處的惡,以及人在作惡時仍然掩蓋不了的善,善惡就這樣糾纏在一起,難解難分,但在那樣一個社會中,占上風的仍然是惡。“地下室人”的另一些言論則表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說的意思。例如,“地下室人”說:“二加二等于四已經不是生活,它是死亡的開始。”這表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對將人的生活公式化,反對以任何固定的社會模式或目的來限制人類真實生活本身。他還認為,一個人最根本的利益是其自由的意愿,而這是任何理性所無法涵蓋的;與其說人是理性的動物,還不如說他是自由的動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他同時代有影響的人物多有評論。雖然有些言論不免偏頗之處,總的來說,他的評價還是公允恰當的。他對普希金的評價非常之高,其原因是普希金的人民性,普希金是人民的詩人,完全把自己融入人民之中。在他看來,普希金在俄羅斯的歷史上不僅是前無古人,而且后無來者;普希金不僅是俄羅斯的,也屬于整個人類世界。這樣高度的評價是其他評論者所未能論及的。他跟別林斯基、赫爾岑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在政治觀念上不同甚至對立,但并不因此否定他們其它方面的優點和長處。例如,他認為,別林斯基徹底否定家庭、私有制和個人道德責任,這是俄羅斯生活中最為丑惡、愚蠢和可恥的現象。同時又立即說明:“這里我是把別林斯基當作俄羅斯生活的一種現象,而不是看作一個個體,來進行斥責的。我要說明的是,與此同時,他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親。”對于赫爾岑,他也有類似的說法。盡管他跟車爾尼雪夫斯基政見不同,在私人關系方面卻是彼此尊重,相處融洽。他的評價是:“說實話,我很少見到比他更為親切和善的人,因此,當時我就對某些人的印象感到驚訝:他們認為車爾尼雪夫斯基性格古怪、難以接近。”他還特別撰文駁斥了一種流行的說法,即認為他的一篇小說是影射和嘲諷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他反駁說:“也許我因觀點不同而仇視他?為什么會這樣?車爾尼雪夫斯基從來就沒有以他的觀點讓我下不了臺。完全可以做到既十分尊敬一個人,又跟其觀點很不相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確實是這樣做的。從個人的角度講,他很不喜屠格涅夫這個人,最后兩人完全斷絕交往,但他仍然公正地評價說,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創造了一種具有永恒之美的典型,其根源是該作者同人民的接觸,人民給了他靈感,他人民那里學會了樸實純潔、睿智開朗和寬恕之道。涅克拉索夫去世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徹夜未眠,讀他的詩集。盡管他跟涅克拉索夫在觀點上不盡一致,仍然對這位詩人充滿感情,評價甚高。他特別回憶了涅克拉索夫因他的處女作《窮人》深夜來訪以及充滿激情的談話場面。他對法國作家雨果有很高的評價,稱之為“19世紀法國了不起的天才,當代法國小說的開創者”。盡管許多俄羅斯作家和評論家都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要比雨果的《悲慘世界》好,他本人卻一再表明,《悲慘世界》在敘事方面要比《罪與罰》強得多,并且同那些更看好他的人爭論。這里沒有絲毫“文人相輕”的味道,有的只是對卓有成就的同行發自內心的尊崇。對托爾斯泰的評價也一樣。他稱托爾斯泰“具有了不起的藝術才能”,是俄羅斯唯一能十分準確地把握自己所描寫的東西(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的作家。他還說,托爾斯泰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足以讓歐洲人認識到,能夠產生如此有深度和表現力的文學作品的俄羅斯人,將來在科學、社會和經濟方面也一定能產生同樣可以與之比肩的成就。這一評價是非常之高了。在紀念喬治桑的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懷著少年時就有的美好感情,追憶了她對俄羅斯人的影響,并且說:“在她去世之時,全世界的婦女都應該悼念她,因為她們當中最為優秀的代表與世長辭了。此外,作為一位才華出眾的婦女,喬治。桑的地位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必定會永存于歐洲歷史之中。”他對這位頗有爭議的女性的贊美是毫無保留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文學藝術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既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提法,又反對強加給藝術以政治目的,認為藝術本然地會為人類自身的目的和利益服務。應該說,這一看法是十分得當的。在鑒賞具體的文學藝術作品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既具有一個作家的敏銳觀察力,又具有一個思想家的深刻思辯性,常有他人所未能及的洞見。他從《葉甫根尼。奧涅金》中發現了普希金的人民性:“普希金通過這部不朽而完美的長詩讓自己成為偉大的人民詩人。”他認為達吉亞娜才是長詩真正的主人公,是一個美的典型,并且說:“自這以后,如此美好的俄羅斯婦女形象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不復存在了。”他還指出,“普希金塑造了俄羅斯漂流者的典型(即奧涅金),包括過去的和現在的漂流者,首次以其天才的敏感性,揭示了這些漂流者的命運及其歷史意義。”這些都是其他論者未能準確論及的。他通過《安娜.卡列尼娜》中兩個地主在一個農民窩棚里對話的情景發現,托爾斯泰回答了俄羅斯“當前最要緊的問題”,而且并非有意而為之,不是故作姿態,而是小說藝術本質的自然表現。對此他作了十分精到的深入分析。在評價伍賓斯基的小說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指出了其作品具有自然純樸的優點,也談到作者對于情節枝枝蔓蔓的處理不夠有力的缺陷。在分析小說《小豬仔》時,他深刻揭示出,由于俄羅斯社會的現狀,一件極其荒謬的事情卻被人民和當局都看成是天經地義的。這種由小見大的觀察和分析的能力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對于廣為人知的小說《堂吉訶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迥異于他人的分析,從堂吉訶德的一個疑問中悟出人類的一個特點:他往往會虛構一個新的更為荒謬的幻想或謊言,并且對此堅信不疑,以此來打消自己對于前一個幻想或謊言的疑慮。不是特別富于想象力和善于思考的人,是無法這樣看小說的。他評價說:“塞萬提斯這位了不起的詩人洞悉了人心中最為深刻和神秘的東西。”我要說的是,還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了不起的評論者來揭示這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繪畫藝術也頗有研究,對具體作品的鑒賞和評價十分在行,而且往往有突破圈內人局限性的真知灼見。他對畫展上人們最為看好、獲獎最高的一幅畫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該畫最讓人稱道的是真實,畫面上的一切都跟自然的一樣,觀看者在畫中看到的犯人就像鏡子里或拍得很好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樣,但這恰恰是缺乏藝術性的表現。”因此這幅畫并沒有什么藝術性可言。他認為,藝術家不僅應該用眼睛來觀察,更應該用心來觀察;這幅畫的問題就在于用心不夠,沒有揭示出畫中犯人具有人性的一面。他還對列賓等人的風俗畫作了評價,并深入分析了俄羅斯畫家不愿投身于歷史題材繪畫的原因,指出:“如果一個畫家相信當前現實的程度大大超過相信自己的觀念(也就是理想),那他會有多大發展呢?其實理想也是現實,跟當前的現實一樣有存在的權利。可惜許多人不明白這一點。”這揭示了俄羅斯繪畫界關鍵問題之所在,是十分深刻的。在接受當局秘密審訊時,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指責了當時的書刊檢查制度,認為它把作家視為國家當然的敵人,讓其蒙受羞辱,從而造成俄羅斯文學的緊張和困難境況。他是因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會上朗讀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一封信》而被逮捕,并被判處死刑,但他在接受審訊時仍然堅持說:“我早就想談一談別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間的書信,我認為它們是十分精彩的文學作品。無論是別林斯基還是果戈理,都是十分杰出的人物,他們之間的關系讓人產生興趣,更何況我是認識別林斯基的。”這充分體現了他高尚的人格和不向暴力屈服的精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具有極強的感染力,讀進去了,一個人的情感會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記得幾十年前讀他的作品,應該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讀著讀著,突然悲從中來,情不自禁,號啕大哭起來。幸好當時并無他人在場,否則一定會驚詫莫名,以為我犯了什么毛病。

      今年恰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190周年和逝世130周年,作為對這位偉大作家的回報和紀念,我們編譯了本書,從他的大量作品中采擷了最能反映其生活和思想的內容,希望能滿足讀者的需要。

      魯迅先生在《小引》一文中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及其為人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因此將其列在本書正文之前,以饗讀者。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他恰好誕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那一年),我們也藉此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和思想家。

      黃忠晶

      2011年10月20日于無錫靜泊齋

      本文標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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