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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的散文介入:商禽詩淺談

  • 作者: 短刀客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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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想一個以散文體寫詩,而且曾獲過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現代詩詩人,商禽,這個名字,無疑是盛譽內外的。作為臺灣現代詩壇的重量級作者,商禽的寫作風格最先投入我腦海的第一印象:這不就是“中國版的貝爾特朗”(當然商禽比這位生活在19世紀前葉的法國詩人要幸運的多,至少他的作品有本人在世的傳播影響)。反觀,在貝爾特朗的那個年代,散文體詩是不合時宜的。當然,這種<詩散化帶來的不適感>可能于當代不少讀者依然是實際的。


      既然,談到詩體形式的選擇,首先,我覺得有必要先談談商禽的詩觀。在他離世前一年,由“印刻文學生活雜志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商禽詩全集》里,他說道:「不僅古人,今人也一直以為詩,乃至所有的文學都是一種工具。我不喜歡做工具的工具」;「我也同時深信,由人所寫的詩,也必定和他所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關系」;「我認為超現實的‘超’,應該解讀為‘更’。與其說我的詩是超現實主義,倒不如說是更現實,正是極其現實」。


      一般來說,寫作者在辨認和追問什么是先于寫作的東西時,很可能自身也被辨認和追問著。我在商禽的一首詩中看到了這種雙向指涉的辨識。這首詩的題目叫《電鎖》,原詩示下:


      這晚,我住的那一帶的路燈又準時在午夜停電了。


      當我在掏鑰匙的時候,好心的計程車司機趁倒車之便把車頭對準我的身后,強烈的燈光將一個中年人濃黑的身影感不留情的投射在鐵門上,直到我從一串鑰匙中選出了正確的那一支對準我心臟的部位插進去,好心的計程車司機才把車開走。


      我也才終于將插在我心臟中的鑰匙輕輕的轉動了一下「咔」,隨即把這段零巧的金屬從心中拔出來順勢一推斷然的走了進去。沒多久我便習慣了其中的黑暗。


      分析一首詩,我們先要了解作者的年代背景(這是解讀一首詩的起步)。商禽的詩作《電鎖》寫于1987年一月十三日中和(隸屬臺灣新北市),關心一點兩岸形勢的人都知道,87,這是一個對大陸和臺灣民眾(主要是因為49年國民黨敗退遷臺的士兵,軍眷,饑荒逃難,被迫從軍者……商禽也當過兵)都奮心的年份:【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然而,此時的開放,一方面是考慮大陸78年后實行市場經濟,改革開放取得了一定成效,綜合國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蔣經國等國民黨當局派考慮人道施壓,被迫實行開放政策。需提及,臺灣當局于87年對大陸開放,正式落實是在當年10月,而商禽創作《電鎖》時間是在當時1月,此刻,臺灣仍處在“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陰影下;此刻,離92共識還有5年。我們可以試著去想象一下,16歲從軍,在逃亡與被拉扶的交替中,隨軍去臺至退伍,做過碼頭臨時工,賣過牛肉面的商禽,他的人生是波折的,苦難的,好不容易看到一束光,以為可以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誰想,其實質并不如燈光引鎖的明亮,他,還是黑暗的(后繼蔣經國的李登輝提出“中國七塊論”便是證明)。此作,商禽詩【真】的層面確鑿顯現。


      談過歷史因素與詩歌創作的【求實特征】,我們再來談談商禽詩的藝術特色:『小說結構植入』。開篇提到,商禽寫作借用一種類似散化詩的寫作手法,沒有過分強調詩的‘語言精煉性’,這也恰恰說明了他的寫作不同于早期臺灣『現代派』倡導的“橫的移植”,而是一種類似“縱的刨根”。對于商禽本人來說,詩的內在質地是大于形式規范的(即使,他本人并不全盤否定詩歌的形式元素)。在他的另一首詩《雞》中這種『小說植入』是能夠看見的。例如,詩的第一段他交待了時間(星期天)、地點(公園)、人物(我)、事件(坐在鐵凳上享用從速食店買來的熟雞),這里,他寫出了傳統小說展現的幾大要點(這也是一般現代詩所規避的其他語言體裁的介入)。隨即,在詩的二節,他又說:「我試圖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我找不到聲帶。因為它們已經無須啼叫。工作就是不斷進食,而它們生產它們自己。」到這,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超現實的想象藝術,“用那些骨骼拼成一只能夠呼喚太陽的禽鳥”,肢體的重組仿佛包含了某種【關于生命軀體的撕裂與精神重生的意象化處理】。“鐵凳”,“骨骼”這些硬性的詞語,也似乎讓我們體會到生命猶如“進食般草菅”的一面。最后,詩的末段:「在人類制造的日光下,既沒有夢,也沒有黎明」,那些在速食店展覽,按斤稱賣的熟雞,不過是一群失去了聲帶的【啞巴】,即便它的骨骼能重塑禽鳥的神態,可畢竟這樣已經煮透了的身體(暗指生命幾經撥弄,滿目瘡痍之后的姿態),光明,對它而言,只是想象的顏色。到此處,是詩人【自身的失聲,絕望】。與其說,這是詩的痛,不如說這是人的疼痛。


      所以,正如商禽自言:「唯一值得自己安慰的是,我不去恨。我的詩中沒有恨。」他的眼界,從來不是什么“形式”、“格律”、“詞藻炫技”,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借用文字的藝術性,以達到他世界里的【真】。這種真,不一定是完全實景化的,它更像一種人生的態度,不論風雨如何飄搖,山河如何動蕩,我心,自我真。


      我想,只所以整個臺灣詩壇對他懷抱尊敬,除了他那首《夢或者黎明》已于99年入選臺灣文學經典詩集被臺灣年輕一代學子知曉,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難能可貴的寫作態度:求真。對于一個廣義的寫作姿態而言,只要你的作品還保留著【真】,它就是一次成功的習作。至于反響是大,是小,或無聲,這不是憑一人之力可為之。時代是元素,人的精神趨向是元素,國民文學的定位也是元素。


      詩,是小眾的,而且會越來越小眾。只是,是否我們應該保存并深化商禽創作詩的寫作態度,我相信:「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也堅信,總有一些從巖石上開花的景絕非偶然。


      真,是商禽態度,是他心中“彼岸”所在。他是應該被我們記住的現代詩人。

        本文標題:現代詩的散文介入:商禽詩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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