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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視野(下)

  • 作者: 黃忠晶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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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上面我跟著家琪的書以及曉芒的文章走了一圈,頗有收獲。下面我想稍微跳出來一點,不完全順著他們的思路談談“文革”話語以及不僅僅是話語的問題。

      家琪的書可能給人一種印象:“文革”話語力量特別強大,其影響無所不在,甚至深入到人的骨髓。

      我覺得這種話語力量似乎并沒有那么大,它主要影響著知識階層,而且只對其中一部分人特別起作用。

      家琪在給我的書上題了幾個字:“我們共同的生活。”書中所寫確實是我們共同的生活,因為我們年齡相仿佛,經歷也大致相似。但生活相同,體驗和感受卻并不必定一樣,思想觀念也會有所差異。例如年齡、經歷相仿佛的曉芒在談到家琪對“文革”的體驗時就說:“但這與我對文革的體驗是多么相悖啊!”他說,當年狂熱投身于“文革”,主要不是出于知識論上的原則信念,而是由于信仰。

      讀了家琪的書,我要感謝作者的,首先不是他那深刻透徹、細致入微的語言分析,而是他對個人經歷的敘述,特別是他與父母的關系。這使我比較知道他為什么會這么想、這么說和這么做,也使我比較知道我和他在感受和思想上相似和差異的原因之所在。

      家琪一再表明,他所談的都是他個人的感受和想法,并沒有把這些夸大為普遍真理或真相;但偶爾也不免智者之失,將這種感受普遍化。例如他在分析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時說:“父子母子的親情與對黨的熱愛比較起來微不足道,這已成為常識,就像1+1=2一樣。”(第35頁)我不知道這一代人中究竟有多少當時真正具有這種感情;至少就我而言,說來慚愧得很,還是將父母的親情看得更重一些。也許有這樣親情的不僅僅是我一個。

      家琪談到“文革”時說:“把最后一口吃的留給自己的戰友而不是父母或子女,把最后的感情奉獻給毛主席而不是自己的親人,離自己越‘遠’、概念上越抽象的東西也就越實在、越重要,我們誰不是這樣?”(第65頁)這個反問句的意思是肯定的:大家都這樣。而據我的觀察和體驗,即使在當時,真正具有這種態度和情感的,并不一定是多數。

      “文革”的始作俑者當然希望用“文革”話語掌握群眾,一統天下,從而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嗎?表面看起來做到了,實際上沒有;或者說,他們在做到的同時,又催生出許多他們并不希望見到的東西。

      真正深受“文革”話語影響的大約有兩類人。一類是虔信“最高指示”,對此深信不疑,盲目地信,類似宗教信徒。盡管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做出這樣一副虔誠的樣子,實際上真正的信徒并不多,他們多為年輕人。

      還有一類人聯系中國國情認真思考“最高指示”(毛澤東思想)乃至馬列主義,他們的文章(大字報、小報)往往表現出一種不同于或力求超出“文革”八股套語的清新語言和有些獨特的內容,因此被當局視為異端,影響較大者受到嚴厲懲罰,下場極為悲慘。雖然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力求突破“文革”話語,其基本思路仍然在“文革”語境之中。這樣的人也很少,他們之中也多為年輕人。

      大多數中國人參加“文革”,積極活動,與其說是受“文革”話語影響,不如說是受利益驅動,用學術性的語言來說就是,他們本于生存的需要。最早響應毛澤東號召起來造反的,幾乎都是在單位受領導壓制的人、“四清”運動中的下臺干部、受過各種處分的人等等,而各單位領導的紅人幾乎無一例外是保皇派。參加哪一派,保某某人或反某某人,大都不是由于理論上有什么認識,而主要受各自的利害關系、人際關系、情感因素等等支配。那些高舉毛澤東語錄打派仗的人,一個個心知肚明,其實誰都并不真正相信什么,他們采取的是一種完全實用的態度,怎么對自己有利就拿出什么樣的“最高指示”;或者“最新指示”一出來,就盡可能地作出對自己有利的解釋。等等。

      “文革”的始作俑者希望通過運動群眾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群眾實際上也在利用領導的利用來達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工人、農民、干部、軍人、學生、知識青年等都希望通過運動來解決自己的特別問題,來改善和提高自己的地位。這是“文革”能夠轟轟烈烈開展起來的根本原因。像三年大饑餓時期被下放到農村的城市居民(主要是工人)鬧著回城,下鄉知識青年(“文革”前的)鬧著返城,就是顯明的事實。他們也有組織,也是什么兵團、司令部。“文革”的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視這些非主流現象,而我認為它們具有不可忽視的實質意義。老百姓一旦認清這場運動實際上與自身的生活改變無甚大的關系,馬上就變得消極起來,只是應付而已,這時就談不上什么真正的參加了。

      曉芒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文革’一代人。這一點,沒有別人能夠比我們更有資格。”他還說:“迄今為止,我們在思想和學術上的每一點收獲,幾乎都直接間接地與我們對‘文革’的反思和反叛有關,因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文革’就是我們自己。”家琪沒有說這樣的話,但從他的書可以看出,他大概也會認同這些話的。

      我不太認同這番話。

      首先,我覺得年齡在這里并不重要。每一個年齡段的人,只要他具有相當的思想素養,同時又有興趣,都有“資格”對“文革”說話,并能作出深刻的分析評論,哪怕他沒有經歷過“文革”。我甚至認為,我們的后人,他們談起“文革”來,可能比我們更為明白透徹,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即使我們年齡相仿佛的這一代人,又豈可籠而統之地稱為“文革”的一代?記得1966年“文革”剛剛爆發,我所在高中的一個女同學,得知高考無望,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離開學校,隨即嫁了人,在整個“文革”期間,平靜地過著小家庭生活,“文革”運動與她有什么相干?

      即以我個人而言,看了家琪的書和曉芒的文章,覺得自己受“文革”的影響要比他們小許多。

      我并非沒有參加“文革”運動,但沒有他們說的那股子狂熱勁。原因在于,此前已有一個東西深刻地影響了我,那就是三年的大饑餓。大約從1959年到1961年,有三年時間,我沒有吃飽過肚子。在經歷這一事件之后,隨著肚子的根本變化,我在精神上完全變了一個人,它決定了我的一生。我應該屬于“饑餓的一代”。至于“文革”,那不過是大饑餓時期之后順理成章的一幕而已。待到“文革”開始時,我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已經基本定型,沒有什么可以從根本上動搖它。所謂的學術和思想,只是起著一個讓這種感受澄清或透明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有可無的。

      由于這種情況,倒是家琪書中若干偶爾順便一提的內容給了我更深的印象。他說,“也許六十年代初的災難更多,如大饑餓,但在我開始有思想的那段日子里,耳聞眼見的主題是美好。”(第24頁)全書提到大饑餓時期大概只有這一句。對我來說,在經歷了大饑餓之后,所謂的“美好”已不復存在;或者說它只存在于想象的世界里如小說之中。

      1988年,家琪和我各自為一本書的出版同在南昌,閑來無事聊天。在談到某個大人物時我們爭論起來,最后他生氣了。我雖然假裝沒有生氣,心中頗不以對方的看法和態度為然。現在想來,真正是在生閑氣:我們兩個在理論或思想上都太較真了;犯得著為某個人而壞了咱哥們的和氣嗎?究其源,也許就是由于各自受“文革”和“大饑餓”的影響分量之不同。

      家琪在書的開頭提到:托爾斯泰說,莎士比亞的全部作品抵不上一雙皮靴;薩特據此發問,在一個存在著饑餓的世界里,文學到底意味著什么。(第17-18頁)(實際上薩特接著還說,面對一個在饑餓死亡線上掙扎的孩子,他的小說《惡心》可以說是微不足道了。)家琪寫這話時,是在一種自嘲的語境中,而我卻覺得這是一切問題之根本。因此我對托翁和薩翁的敬重要大大超過那些純粹的文學家。這兩大文豪是以生存的視野看問題。從這一視野看,20世紀下半葉中國最嚴重的事件不是“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三年大饑餓,雖然另兩個事件也是十分重大的。

      家琪說,他特別想喊出的一句話是:“生活中真正可怕的事莫過于用歷史(其實也只是一時)的成功來為通往成功的不擇手段開脫罪責;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通過使被歷史所掩蓋或隱瞞了的‘錯誤’再顯現為‘事實’或具有了別樣的關聯方式而動搖我們業已無意識化了的‘知識組構’。”(第215頁)

      我當然很同意這一看法和態度,只是覺得他說的還不十分準確。我認為,生活中更為可怕的是,明明是一個歷史的失敗,卻被用各種方式和手段說成是輝煌的成功,或者至少不是人為的災難。三年大饑餓最初被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直到現在,人們在提到那個時期時,還都不自覺地冒出這個詞來。后來,“中國那時根本沒有什么普遍的嚴重的自然災害”,已經是一個包裹不住的顯明事實,于是又被說成是“三年困難時期”。實際上,這個詞仍然包含著某種掩蓋或隱瞞。真正不加掩飾的說法是:三年大饑餓時期。

      我們這些饑餓者當時都相信“自然災害”、“蘇聯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是導致饑餓產生的說法,因為話語統治的力量太厲害,我們無法知道真相;我們能夠感受的只是周圍一片地區的情狀,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上面說什么,我們就只有相信什么。

      即使如此,生存的視野畢竟是更為根本的,它比“文革”之類的話語要強有力得多。十分有趣的是,真正洞穿事情真相的,并非我們這些“知識青年”,而是那些沒有什么文化的老農民。在憶苦思甜會上,老貧下中農先訴了一番舊社會受的苦,然后話鋒一轉說:“舊社會再苦,也沒有‘過階段’(指大饑餓時期)苦。”他們告訴知識青年,他們這個村,餓死了多少多少人。如果這時有公社干部在場,就會阻止他們說下去。據我所知,這種近乎黑色幽默的情況,在當時決不是個別的。我就親身經歷了這樣的場面。這是真正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由此看來,從根本上動搖話語統治的,首先和主要不是別一種話語,而是人的生存狀態本身。

      家琪書中有句話:“如果政治成為了政治家們操作上的事,成了哲學家們思想中的事,老百姓們日子要好過得多,而老百姓們的日子好過無疑更重要。”(第86頁)他把這句話放在括號里,而我覺得它比括號外的話更重要。大饑餓的事實帶來的警示,也就是這一層意思。

      家琪曾對我說,他是寫不了小說的。讀了他的《人在江湖》后,1996年初我在給他的信中說:“就老兄的思維形態而言,早已超越了文學與哲學的界限,又何必一定要計較自己是否寫小說?《人在江湖》又何嘗不是小說,只是你不自知罷了。”看了《沉默的視野》,我更愿意對他說這句話。這書更像是小說,它讓我聯想起索婁·貝爾的《赫索格》,只是比后者讀起來更過癮、更帶勁,《赫索格》那無休止的信有時讓人厭煩。

      第一次見到曉芒兄是在1980年秋。那時他已經讀了一年研究生,而我在獲得某大學哲學專業研究生錄取通知后,還在等待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的錄取通知。經過朋友介紹,我們在一起聊了一會兒。談些什么不記得了,總而言之是就某個哲學問題辯論起來。曉芒兄對于理論或自己信念之堅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時我對理論這個東西甚至包括理性本身已經很有疑問,但仍然選擇以搞理論為職業。這是一個矛盾,直到現在也沒有解決。但我對曉芒的堅執是很佩服的。

      第一次見到家琪兄是在1981年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他在會上發言,具體談什么問題也不記得了。只記得他臉掙得通紅,十分激動地說:“讓我們發個誓,在學術見解上,從此只說真話,不說假話!”我憑直覺對自己說:“這是一個性情中人!”當時我為他感到難受,因為我覺得他這樣說的時候內心一定十分痛苦。我也許不會當眾說出自己內心的誓言,也許根本就沒有什么誓言,但喜歡能夠這樣說的人。及至讀了《沉默的視野》,我覺得他仍然在說那句話,只不過把一句話變成了一本書。

      說起來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回想起來恍然如在昨日,時間過得真快!那么,以上所寫就算是同二位學兄的一席筆談吧。

      (寫于2003年5月)本文曾發表于《粵海風》2004年第4期

        本文標題:生存的視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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