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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視野(上)

  • 作者: 黃忠晶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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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家琪先生曾惠賜大作《沉默的視野》(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讀后涌動著一種想寫點什么的情緒;但由于懶散,又不斷地有瑣事纏身,一直未能動筆。及至見到鄧曉芒先生評論該書的文章《涌動的視野》(載于《書屋》2002年第9期),我的寫作情緒再次涌動起來,終于有了下面的文字。

      (一)

      “文革”,既是家琪兄這本書談論的主要內容,也是曉芒兄文章評論的重點。曉芒認為,“文革”中同一詞語有兩種不同的視野,即價值論的視野和知識論的視野;家琪理論上最大的混淆是把這兩種不同的視野混為一談,他將本來是價值論的(“左”的)語境統一看成是知識論的統一,將非反思和不準反思看成是“過分反思”,因此,他不是從價值論的語境超越到知識論的語境(反思之路),而是在價值論的語境中反其道而行之,從忠、純情和追求崇高跌入遺忘、痞和渴望墮落(懷疑之路)。家琪選擇的走出“文革話語”之路,不是揭穿它不是什么“客觀真理”、是虛假的幻相,從而尋求另外的客觀真理;而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任何客觀真理,堅持一種絕對的懷疑主義。

      曉芒引用了家琪書中大量的話語,看起來似乎有道理;但拿曉芒的文章和家琪的書仔細對照,我不得不說,曉芒的這一總體評價是不準確的,其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試辨析如下。

      “文革”話語是價值論的統一還是知識論的統一?我覺得這樣提問首先就假定兩者非此即彼。為什么不可能既是價值論的統一,又是知識論的統一?家琪對“文革話語”的批判,既是從價值論的角度,也是從知識論的角度;這是因為,“文革話語”的統治本身就包含著這兩個方面:價值也好,知識也好,一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下。家琪書中有多處是從價值論的角度批判“文革”話語體系的。例如,他在談到人們比著“做好事”時說:“這里沒有是非界限,有的只是‘真心誠心’中的‘誠’。心誠則靈,一點不錯。”(《沉默的視野》第28頁,以下凡引自該書,只注頁碼)這一批判角度與曉芒的意思并無什么不同。

      家琪在書中對事情和事情的意義作了區別。人們通常所說的真實的事情,其實都是這些事情所具有的“真實”的意義。意義本來應該因人而異,為了統一思想,就把事情與事情的意義混為一談,全說成是發生在我們身外的“真實”。“文革”話語語境或視野,就是這樣形成的。

      而事情的意義全靠幾個主題詞支撐著。家琪認為, 問題不在如何還原這些主題詞也就是“永恒命題”,而在于看這些“永恒命題”是如何成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樣子,如何使我們信服并不知不覺也變成了我們的話語方式和對“真實”的信念的。(第48頁)

      這里應該既關涉到價值論,也關涉到知識論;既然“文革話語”本身關涉到兩者,而且是兩者不可分割的結合,家琪的分析議論就談不上是“混淆”,而毋寧說是切中要害。如果只攻其一端,則可能偏了方向。

      曉芒認為家琪理論上最大混淆的一個表現是,將“文革”誤區說成是“過分反思”,而不是“不準反思”和“非反思”。我仔細讀了家琪書中有關內容,沒有看出這樣的意思。當談到反思或非反思問題時,家琪主要是指自己的態度,特別是他現在的精神狀態。反思或非反思,從根本上說,是個人的事情。“文革”期間究竟是反思過多還是根本不能反思,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就占統治地位的話語視野而言,用反思或非反思去界定它,恐怕沒有什么意義;但得承認,它也有一套完整的知識體系。

      關于反思或非反思問題,家琪的態度是,“在反思中以非反思的方法對付過分反思的自我癥狀,這是一個類似于悖論的怪圈,然而又正是我們現在從事思想活動時必須有所警覺的著眼點。”(第151頁)“在反抗過分反思的同時,也反抗著遺忘和無所謂。”(第184頁)我很認同他的這一基本思想和態度。

      與此相關聯,曉芒認為,家琪選擇走出“文革話語”之路,不是反思之路,而是懷疑之路,從忠、純情和追求崇高跌入遺忘、痞和渴望墮落。

      曉芒的這一評價是不準確的。即以上面所引家琪的話(“在反抗過分反思的同時,也反抗著遺忘和無所謂。”)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我認為家琪走出“文革話語”之路既是反思的,又是懷疑的;不懷疑如何反思?

      這里有一點須辨析清楚:所謂的“懷疑之路”或“絕對的懷疑主義”是否一定導致遺忘、痞和墮落?我覺得要將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區別開來。虛無主義就是曉芒所說的遺忘、痞和渴望墮落等等,而家琪所持的態度是懷疑主義而非虛無主義。

      家琪承認,“文革”之后出現虛無主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他并不認同這種虛無主義。他說:“中國文化未經真正(指具有完備理論形態)的懷疑論、不可知論的洗禮。說是好事,是使中國人從無文化認同上的危機感,說是壞事,是這些純屬理論上的糾纏未成為真正的學術問題,使學術的純粹性始終得不到學界的承認。而‘全知全能’和‘純主觀也就是純客觀’的所謂‘天人合一“的思想遺產在這個世紀即將過去的今天,倒可能遭致真正虛無主義的腐蝕,而且是從骨子里彌漫開來的虛無主義的腐蝕。”(第38頁)這里懷疑論與虛無主義不僅區別開來,而且是對立的。

      他還說:“人開始生活在抽象觀念中,為抽象觀念而廝殺、而獻身,到最后再走向反面,全然不信任何觀念性意義的價值引導,這恐怕是‘文革’以來對我們民族心理素質的最大損害。”(第87頁)這里對虛無主義的批判也是十分明顯的。

      其實“痞”也不可一概否定,它在破除“文革”話語神圣化方面確實有作用,所以家琪也談到自己某種渴望墮落的欲望,但他在這樣談的時候,同時就超越了痞和墮落等等。在病重動完手術的當天下午,他編了兩首打油詩念給妻子聽,有“大膽”、“無膽”、“聽話”、“黨”、“革命”等字眼。他說,這是“想拿語言開開玩笑而已。”(第36-37頁)你也許可以說他痞,我覺得這只不過是含淚人的嘲諷,認真者的玩世不恭,根本不同于骨子里透著虛無的那種。

      家琪對此說得最為透徹的是下面一段話:“必須從‘一種真相’中走出,為的是‘快樂地生活’。這一點,注定了我們這些‘出走者’是叛逆者,是毀壞神圣和樂意看到精英們在‘另一種真相’面前無地自容時幸災樂禍的凡夫俗子;然而既然是出走、叛逆和幸災樂禍,也就不可能‘快樂地生活’,于是不得不將自己置身于某種在說出‘另一種真相’的同時再走出、再叛逆、再對自己無地自容而幸災樂禍的無休止的自我糾纏之中,有時甚至也暫時冒充為神圣的維護者和抵抗墮落的精英。”(第246-247頁)這里“快樂地生活”也就是曉芒所說的遺忘、痞和渴望墮落。

      家琪在書中花了較多篇幅對比布萊希特和漢斯.昆的詩歌,并自己改寫他們的詩。從中可以看出,他在認同“渴望墮落”和享受生命的“誘惑”的同時,又在極力抵抗著這種誘惑。而且這似乎是一個永無止息的過程。(第249-253頁)

      曉芒稱家琪為絕對的懷疑主義者,是因為他“根本就不再相信任何客觀真理”。通讀家琪全書,我發現,他確實整個對“真理”這一概念產生了懷疑。前面關于事情和事情的意義之區別,就表明了這個意思。既然人們通常所說的事情的真相、真實、真理,其實只是事情的某種意義,因人而異,人言人殊,那就確實沒有什么純粹客觀的真理。

      曉芒說這種懷疑主義是絕對的,大概是指它十分徹底,即“懷疑一切”(類似于馬克思的座右銘)。令人奇怪的是,馬克思盡管懷疑一切,卻耗費一生心力寫出《資本論》這樣的巨著,他至少并不懷疑自己寫的東西是“真理”。

      我想,一個懷疑主義者如果真正徹底的話,就會連自己的懷疑也懷疑。因此,在似乎否定一切的同時,他又必須有所肯定;一方面“動搖或瓦解理性本身的那種無情的徹底性和自信心,使我在追求知識的系統化中不致‘變得片面’,變得‘敵視人’,另一方面又必須承受自身的那種非常內在而又深切的迷惘和痛苦。”(第194頁)

      曉芒將這稱為家琪的自我矛盾,意思是不應該有的,是走錯了路(懷疑之路)。我認為這是題中應有之意,屬于正常態。家琪并非被動地感受到這種矛盾,而是主動營造這種矛盾。他在書的上篇結尾處說:“讓視野沉沒,讓隔膜、生疏、斷裂、陌生,成為生活的真實。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使自己感受孤獨;只有孤獨者,才可能對現存的一切重新發問,并為一種關于可能性的焦慮所激動,從而與生活發生新的聯系。”(第145頁)

      曉芒評論說,由于家琪走著這條懷疑之路,表面看來走出了一段漫長的思維進程,實際上繞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國式的智巧”上來,還停留在原地,一步也沒有挪動。

      家琪書中確有多處談到中國式的智巧。他在談真相的誘惑時說,對此采取一種不置可否、泰然自若的態度是中國式的智巧。他是采取這種態度。(第253頁)

      在另一個地方他更集中地談到智巧問題,認為這個詞足以概括中國人的品行、性格乃至文化特征。它在當代的表現則是“五不講”(不講原則,不講道義,不講明天,不講規范和不講同情心)。“文革”期間,有人在走資派下了臺后設法接近并討好對方,家琪說這樣的人就是智巧之士。(第137-138頁)

      家琪承認,給中國社會的改革帶來大氣象的,恰恰是慈禧、袁世凱這樣的智巧之人,而不是譚嗣同這樣的志士仁人,這是一個事實。(第139頁)但家琪這樣說的時候,并不是贊賞或認同這樣的智巧之人,而毋寧說他對中國人的智巧是深為厭惡的。

      他感受到一種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對中國人的智巧深為厭惡,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又不得不表現出自己的智巧,否則無法活下去。“文革”之后是“視野的沉沒。‘文革’、‘知青’年代的浪漫與理想漸漸讓位于心計的智巧和功利的籌謀。”(第140頁)與此同時,他又在不斷地抵抗著這種“轉型”:“人其實都走不出自己的‘一時需要’和‘成敗標準’;走不出而又要努力使這種“需要”和“標準”盡行剝落,這正是知識分子的卓絕努力。”(第214頁)

      當家琪坦然說出“我是一個中國人,我也免不了中國式的智巧”時,他就超越了智巧這一層面。例如他問:“難道我們真就這樣幾十年、上百年不變地在真相與誘惑面前如此熟悉地泰然自若下去嗎?”他的回答還是不置可否。(第253頁)也就是說,他對不置可否這種態度本身也是不置可否,對智巧本身還它一個智巧——即以其人之道,還之治其人之身。

      就我對家琪的印象,他不但沒有中國人通常的那種智巧,而且是一個不斷的不識時務者。在認為必要時,他對社會事務不僅不會置身事外,反而會頂著風強行出頭,“該出手時就出手”。這樣的事例在他的書中也有反映。

        (寫于2003年5月)本文曾發表于《粵海風》2004年第4期

        本文標題:生存的視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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