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海天散文海天散文
文章內容頁

生死哀榮話書生

  • 作者: 賀平
  • 來源: 古榕樹下
  • 發表于2018-09-17
  • 閱讀8518
  • 生死哀榮話書生

      一

      清朝詩人黃仲則有詩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前一句知道的人不多,后一句知道的人不少,已成名言。黃仲則才華橫溢,卻郁郁不得志,所以這只是他的憤激之辭;書生其實并非無用,而且還堪大用,就是治國平天下。有人向孔子請教怎樣種菜,孔子說我不如老農;于是有人便說孔子“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可是孔子精通做官之道,他“弟子三千,賢人七十”,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學而優則仕”。歷朝歷代,打天下離不開書生,治天下更離不開書生。無法想像,讓文盲來管理社會,會是怎樣一種情景。

      二

      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的黃金時期,是春秋戰國時期。那個時期的書生,可以集眾講學,可以著書立說,可以學說爭鳴,可以言論自由,也就是歷史上所謂的“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那是一個文化、思想大自由、大開放、大包容的時代。孟子住在魏國,梁惠王給予他很高的禮遇和待遇,喝酒吃肉,住豪宅、乘豪車、穿華服,但他還老是罵梁惠王,當面說梁惠王“率獸食人”(帶著野獸來吃人)、“不仁哉!梁惠王也”。又罵梁惠王的兒子梁襄王“不似人君”。他將天下所有的諸侯,一律罵為“五霸之罪人”,全都“嗜殺人”;常常罵得齊宣王“勃然變乎色”,“顧左右而言他”。齊宣王問他周武王伐紂“臣可不可以弒君”,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即“只聽說周武王誅殺了獨夫紂王,沒有聽說君主被臣子殺害”,強調沒有仁義道德的君王就活該被誅掉。他還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致于2000年后朱元璋聽了此話還要殺他的腦袋。然而好景不長,到了秦皇帝統一天下以后,他便來統一書生的思想,開始了歷朝歷代對思想、文化強化管制的時代。

      書生是一個“高危”群體,他們能治國平天下,也能亂國禍天下;他們能幫這個集團打江山,也能幫那個集團打江山;他們有敏銳的頭腦思考問題,有銳利的目光觀察事物,有犀利的言辭議論時政……因此又必須嚴加管控。這就是歷代文字獄案不斷的根由。但歷史上第一個文字獄案,卻是發生在秦朝以前,就是公元前548年春秋時期的“崔杼殺太史”案。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莊公與大夫崔杼的夫人有奸,被崔杼殺死,齊國太史秉筆直書曰:“崔杼弒其君。” 于是崔杼將太史殺了。太史的弟弟接著寫,又被崔杼殺了。另一個弟弟又接著寫,崔杼終于不敢再殺。當時還有一個史官南史氏,也抱著竹簡和刻刀前往,前赴后繼,半路聽說此事已記錄在案遂作罷。這就是文天祥的《正氣歌》中所歌頌的:“在齊太史簡。”

      春秋時期另外還有一起文字獄案,就是“孔子誅少正卯”。少正卯和孔子都開辦私學,收徒講學。少正卯的學校多次把孔子的學生吸引過去,只有顏回沒有去。少正卯成為魯國的“聞人”。魯定公十四年,孔丘擔任魯國司寇七天就把少正卯殺了,暴尸三日。理由是少正卯“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腦子精明而用心險惡,行為邪僻而又頑固,說話虛偽卻很動聽,記述丑惡的東西而十分廣博,順從錯誤而又加以潤色)。人們都知道孔子是書生的祖師爺,卻不知他也是“文禍”的祖師爺;圣人也干過這樣不光彩的事。

      三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燒書的人。他為了消滅一切反秦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議,于公元前213年下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的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服4年兵役)。”第二年,為秦始皇尋求仙藥的方士有誹謗之言,又相邀逃亡,于是秦始皇派御史偵查咸陽的儒生、方士,將其中被認為犯禁者460余人坑死。秦始皇焚書坑儒并未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7年后大秦帝國就二世而亡。

      四

      曹操由軍隊起家,戎馬一生,征戰無數,應該算是個武夫。然而他也是一介書生,戎馬倥傯,手不釋卷,詩和文章都寫得很好,開創了一個建安文學時代。他很重視書生治國平天下的作用,帷幄中書生特別多;他網羅了那么多書生,并非都是為了為他所用,而是不讓他們跑到敵對陣營中去與他為敵――例如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而當書生妨礙到他的統治時,他也會拿書生開刀。官渡之戰后,其子曹丕私納袁紹之子袁熙之妻,孔融就寫信給曹操說:“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曹操問出于何典,孔融說:“以今度之,想當然耳。”以后曹操下令禁酒,孔融又寫信給曹操說:“你說飲酒亡國,桀、紂因色亡國,為何不禁婚姻?”曹操愈加惱怒,回信說:“即使我不能安邦定國,但殺幾個文人還是能的。”算是對孔融的警告。后來,孔融又對東吳的來使有“訕謗之言”, 曹操終于以“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謗訕朝廷”、“不遵超儀”等罪名將孔融殺死。

      曹操還有一個謀士崔琰,相貌魁偉,讓曹操自慚形穢,曾代替曹操接見匈奴使節。崔琰推薦的一個官員楊訓,在曹操稱魏王時,上表歌頌曹操功業,受到時人譏諷,推薦者崔琰也因此受到非議。崔琰看了楊訓的表文,給楊訓回信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意思是“文章我看還不錯,你不要在意別人的批評,一切都會有變化的,時間久了人們就會了解你的。” 回信被曹操看見,認為崔琰“意指不遜”,是說“在等政局發生變化”。于是將崔琰罰做徒隸,以觀后效。但崔琰仍不失名士氣節,“辭色不撓,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曹操遂將崔琰殺死。 尚書仆射毛玠十分不快,說:“天這么久不下雨,是因為崔琰受到冤枉。”曹操又將毛玠下獄,后被人營救出獄,死于家中。

      五

      不過,在曹操所處的三國時代,還是書生各領風騷、大放光彩的時代。他們走出書齋,走出山林,投筆從戎,在政治、軍事角逐的舞臺上,縱橫捭闔,舞弄風云,涌現出一大批光耀青史的杰出人物:諸葛亮、司馬懿、周瑜、荀彧 、郭嘉、魯肅、陸遜、龐統……然而到了三國一統,魏晉易代,司馬氏大肆屠殺政治異已,書生們便噤若寒蟬,惶惶避世,又出現了一個歷史上書生最消沉、最頹廢、最沒有作為的時代。竹林七賢中的嵇康,屢次拒官,隱居不仕,但又偏要寫文章譏評時政,在《太師箴》中說司馬氏的統治:“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說司馬氏“每非湯武而薄周禮”,揭露其篡奪曹魏政權的陰謀。終于被司馬昭殺死。于是書生們便轉而為清談――崇尚老、莊玄學,宣揚虛無、避世;喝酒――阮籍一醉三月不醒,劉伶終日酒氣薰天,讓家人荷鋤跟在身后說:“死即埋我”;服藥――服“五石散”,服后狂躁,仗劍逐蠅,出現幻覺,自我陶醉;隱逸――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待至晉室南渡,偏安江東,則更是日耽于湖光山色,夜醉于歌樓舞榭。南朝的君主貴族,都是荒淫無度之徒,書生們便淪為他們的幫閑,為他們制作淫辭艷曲。陳朝的宰相江總,和文臣陳暄、孔范、王瑗等十余人,時稱“狎玩之客”,在宮中陪皇帝飲酒賦詩,征歌逐色,通宵達旦。所作詩歌盡為浮艷綺靡的“宮體詩”, 終于弄得國破身亡。

      六

      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漢末以來400年天下紛爭的局面。馬上打天下,《論語》治天下,社會的安定,給書生們重又提供了展現身手的舞臺。隋、唐直至兩宋,書生的社會地位都是比較高的。從隋煬帝時代,正式開始了傳至后世1299年的科舉取士制度,出生庶族寒門的書生,從此有了與豪門士族同等的步入仕途的資格和途徑,隋唐時期許多宰相、大將都是科舉出生的書生。北宋是一個偃琥修文的時代,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對書生的待遇特別優厚,在開國的將近百年,待試京師的書生每年有六、七千人,超過唐代幾倍;一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超過唐代十倍以上。對錄取的進士,由皇帝賜詩、賜袍笏、賜宴、賜騶從游街,“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書籍得到大量刊行,從中央的三館、秘閣以及州學、縣學、民間書院,都有上千上萬卷藏書;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都達數萬卷。學者著述遠遠超過前代,有很多是幾十卷甚至上百卷的大部頭著作。在唐宋時期,還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兩座后世無法企及的高峰,就是唐詩和宋詞,如果那時也是動輒因為幾句詩就將人的腦袋砍掉,能產生這樣的文學壯觀嗎?宋朝的文官,有著優厚的俸給,在離職以后還可以領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武官就沒有這樣的待遇。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長官幾乎都是書生擔任,甚至統兵的將帥也由書生擔任,如韓琦、范仲淹、李綱、宗澤、虞允文、 趙方、辛棄疾等。

      隋朝發生過一起文禍,是隋煬帝妒才的結果。隋朝著名詩人薛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他的《人日思歸》詩:“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后,思發在花前。”傳到南朝引起那里文人的騷動。他寫過一首《昔昔鹽》詩,描寫思婦孤獨寂寞的心情,其中“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更廣為傳誦。隋煬帝善寫詩文,不愿有人超過他,因而被煬帝所妒忌。薛道衡年老請求致仕,寫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頌》,被煬帝挑出毛病,說文章“有魚藻之義”,《魚藻》是《詩經》中一首譏刺周幽王的詩,煬帝說薛道衡“以古映今,謗訕本朝”,將薛道衡絞死。唐朝也有過幾起文禍,但處罰很輕,沒有死人。唐初,社會流行斗雞,一次沛王李賢與英王李顯斗雞,時任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寫了一篇《檄英王雞》,為“沛王雞”助興。唐高宗見到文章后發怒說:“身為博士,不作諫諍,反作檄文,是交構之漸。”認為此文會導致王子之間相互爭斗,將王勃革除官職,逐出王府。徐敬業起兵討伐武則天,駱賓王為其寫了《為徐敬業討武曌檄》,說武則天“穢亂春宮,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武則天看后也未發怒,只是說:“宰相安得失此人?”武氏雖是女流,其胸襟則勝須眉遠甚。唐高宗時,大將李績征高麗, 遼東總管記室元萬頃奉命作檄,文中有“高麗不知守鴨綠江之險”語,提醒了高麗移兵固守鴨綠江,致使征討失敗。元萬頃被流放嶺南,后遇赦還。唐德宗時,牛、李黨爭,李德裕的門客衛瓘寫了一篇傳奇小說《周秦行紀》,以牛僧孺口吻,自述其未舉進士時過鳴皋山迷路,而遇漢文帝母薄太后、漢高祖妾戚夫人以及王昭君﹑潘妃﹑楊貴妃等人。文中借楊貴妃之口呼唐德宗為“沈婆兒”(德宗之母為沈婆)。后薄太后又令昭君陪牛僧孺寢宿。皇帝看后一笑置之,說:“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進士,豈能呼德宗為沈婆兒?”

      宋朝倒是發生了幾起影響很大的文禍,但宋朝的文禍,都不是皇帝制造的,而是大臣的相互傾軋。北宋最有名的文禍是蘇軾的“烏臺詩案”。蘇軾寫了那么多詩文,還能找不出問題來?他的《秋日牡丹》中的“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被指為以“化工”比“執政”,“閑花”比小民,意為執政出新意,小民不得休息;《山村五絕》中的“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嬴得兒童閑語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被指為譏諷青苗法;“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是譏諷鹽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的“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諷刺朝廷水利之難成”。又舉《檜》詩中“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兩句對神宗皇帝說:“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皇帝還算冷靜,說:“詩人之辭,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同時又因太后對蘇軾素有好感和王安石等重臣的維護,蘇軾被免于死罪。烏臺詩案受株連大臣達22人。

      北宋時期還有一件有名的文字獄案,即蔡確《車蓋亭》詩案。哲宗時,丞相蔡確被免,徙湖北安州時,曾游當地名勝車蓋亭,作《夏日登車蓋亭》詩10首,被人告發“吟詩寄意”。其中一首云:“紙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告發者說:“睡起‘莞然成獨笑’,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確所笑何事?”尤其是第四、第五兩首,“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嘆息思公俯碧灣”、“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束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告發者解釋說:郝甑山是唐高宗時大臣,唐高宗欲讓皇位給武則天,郝甑山在上元三年上疏反對;如今太后垂簾聽政,蔡確這是用武則天比太后;而“沈沈滄海會揚塵”一句則是說人壽幾何,咒太后不得長壽。太后聽后盛怒,將蔡確貶為英州別駕,后死于貶所。

      南宋初期,奸臣秦檜弄國,他推行一條投降路線,賣國求和,又恐遭人議論,遂大興文字獄。那些附勢之徒,邀功請賞,“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又在市間閭巷,遍布“察事卒”,有人對現實不滿,即捕送大理獄處死;有上書言朝政者,貶萬里之外;又讓兒子秦熺以秘書少監掌管國史館,撰文歌頌秦檜豐功偉績,凡以前非議秦檜的詔書、章疏全部焚毀。紹興二十年制造了李光私作《小史》案,副宰相李光被貶,李光的兩個兒子死于貶所,另外兩個兒子下獄;弟弟李寬被革職;約20名與李光友善或有關系的官員被株連流配或革職。其中,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曾寫過一篇《夏三子》的文章,罵夏天的蒼蠅和蚊子,被認為是罵當政。他家有“潛光亭”,因亭號中有一個“光”字,被認為甘心做李光的黨羽;又有“商隱廳”,被解釋“商”指秦國的商鞅,商隱就是隱去商鞅,因此是不想事秦(檜)。兵部侍郎程瑀,因與李光有過書信往來而受到貶斥。程瑀曾注釋《論語》,其中記載了周公對魯公說的四句話,意思是“君子不怠慢他的族人,不讓大臣抱怨未被信用;老臣故舊只要沒有發過嚴重過失,就不應該拋棄;不要對某一人求全責備”。饒州的貶官洪興祖欣賞其文,作序闡述其意,京西轉運副使魏安行又刊刻傳播。于是,程瑀雖已故去,仍被“籍其家”,毀掉《〈論語〉講解》書板,直到秦檜死后,子孫才被免除禁錮。洪興祖和魏安行被發配到蠻荒之地。

      七

      傳說書生社會地位最低的時期是元朝。元朝將人分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書生為第九等,居娼之下、丐之上,“文革”中“臭老九”即源于此。“九儒十丐”之說出自南宋兩位遺民的著作。一為謝枋得的《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二為鄭思肖的《大義敘略》。謝枋得為南宋官員,曾率軍抗元。宋亡流落閩贛間,元廷多次徵召不仕,后被強送北京,絕食殉節。鄭思肖為南宋諸生,宋亡后因心懷故國,思肖即思趙之意, “坐必南向,聞北音而走,誓不與朔客交往”,畫蘭不畫土,謂“土地盡為番人奪矣”。但二人均死於元初,無從得知整個元代情況。

      事實上,元代書生的社會地位并不低。在蒙古侵入長城以南初期,對漢族書生也同樣殺戮或用作奴隸,但在滅金、滅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逐漸認識到利用書生鞏固統治的重要作用。滅金后三年,元太宗窩闊臺就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考試儒生,“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崇尚儒學,提倡程朱理學,修孔廟,并“詔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措襲衍圣公”。元世祖忽必烈又積極標榜文治,設學校,征召著名儒士,“命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嘗及科舉”。幾個仕元的理學家姚樞、竇默、許衡都官居要職。上輩有儒士的家庭被定為“儒戶”,規定儒戶每戶至少要有一人讀書,以備政府徵召。儒戶不擔負各種勞役,可以豁免丁稅,四頃以內土地亦不繳納地稅,在籍儒生可獲得政府俸祿,在學校就讀的生員,由學校供給每日兩餐飲食。而且,元朝也沒有興過多少“文禍”,殺得書生誠惶誠恐,所禁之書主要是陰陽類書,以及由佛道之爭所引發的對道藏書籍的禁毀。

      八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文盲,對書生有著一種近乎天然的自卑心理,又由此而產生出強烈的忌妒、報復甚至虐殺的心理。但他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又深知書生的重要作用,因此利用書生為他奪取了天下。但在他當了皇帝以后,便來報復書生了。被他殺掉的知名書生可能在皇帝中是最多的。時稱“吳中四杰”的高啟,曾寫過一首《題宮女圖》詩,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句,這本是寫元順帝的宮闈之作,朱元璋卻認為是譏諷自己。高啟又有《青丘子歌》詩,中有“不聞龍虎苦戰斗”句,又被朱元璋忌恨,因為高啟寫這首詩時,朱元璋正與元軍、陳友諒、張士誠在“苦戰斗”,而高啟卻“不聞”。后來,蘇州知府魏觀在張士誠宮址修建府治,獲罪被誅,而高啟為魏觀建府所作的《郡治上梁文》中,有“龍蟠虎踞”四字,又被朱元璋視為歌頌張士誠。于此種種,高啟獲罪被腰斬。高啟臨刑時,朱元璋親自去監斬;高啟被腰斬后,還沒有咽氣,用手指沾著自己的血在地上寫了三個“慘”字,被斬為八段。“吳中四杰”的楊基被莫名其妙地罰作苦工,死在工所;張羽被糊里糊涂扔進長江;徐賁因犒勞軍隊不及時,被下獄迫害而死。被朱元璋殺死的,還有“明初十才子”之一的謝肅,有蘇伯衡、傅恕、王彝、張孟兼、杜寅,孫賁、王紱、張宣被流放,王蒙、王洪瘐死獄中,戴良自殺,就連被他稱作“吾之子房”的劉基,也疑似被他毒死,被譽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由于皇后和太子力保才逃了命,但宋濂的兒子和孫子仍然被誅。

      朱元璋制造的文禍可謂多矣,但全不是政治案件,他的文禍被稱作“表箋禍”。明初,每逢國家大典、皇帝生辰,各地長官都要呈獻頌文,稱為《表箋》。朱元璋幼年在皇覺寺出家,后參加紅巾軍,因此他對“僧”、“盜”、“賊”、“寇”等字十分忌諱。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表內有“作則垂憲”被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被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作《賀冬表》,表內有“儀則天下”被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政使作《正旦賀表》表內有“建中作則”被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表內有“圣德作則”被誅……皆因表內“則”字音近于“賊”。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表內有“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被誅,因“道”音似“盜”。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表內有“睿性生知”,“生”與“僧”音同,被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表內有“取法象魏”,“取法”音近“去發”,被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表內有“體乾法坤,藻失太平”,“法坤”音同“發髠”,“髠”即剃去頭發的刑罰,被誅。杭州教授徐一夔賀壽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為世作則”,朱元璋覽后大怒:“生者,僧也,以我曾為僧也。光,則薙發(剃發)也。則,字音則近賊也。”斬之。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中有“壽城千秋”,“秋”讀如“誅”,被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 ,為本府作《謝賜與表》,中有“遙瞻帝扉”,“帝扉”音似“帝非”,被誅。毫州訓導林云,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祿”,“式君父”音似“弒君父”,被誅。還有一和尚為拍馬屁,寫了一首謝恩詩,其中有一“殊”字,朱元璋見后大怒,說“殊”字是“歹朱”,被誅。還有很多這類莫名其妙的文禍,所以那個時期的書生的日子是很不好過的。

      九

      清朝是中國歷代文禍最烈的時期。共發生文字獄案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順、康、雍、乾四朝,其中順治朝約7起,康熙朝約10起,雍正朝約20起,乾隆朝最多一百三十余起。乾隆以后110年,直至光緒二十九年,又發生過一起《蘇報》案外,沒有再發生文字獄案。

      清朝順治年間,滿清剛剛獲得對中國的統治,漢族人心未服。當時的漢族知識分子尤其是江南書生,對異族統治者采取了極不合作的態度,他們有的投身武裝抗清的行列,有的披發入山、隱逸江湖,有的遁入空門、皈依僧道,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人。他們那時的詩詞文章的主題,是懷念故國,反清復明,洋溢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情緒。對此,滿清統治者一方面以武力鎮壓漢人的反抗運動,另一方面強化對文化、思想的管制,消滅漢人的反滿意識。這就是清初文字獄案的起因和主題。

      到了康熙年間,清朝的統治漸漸穩固,漢族人民的民族意識也逐漸淡化。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亂爆發以后,康熙皇帝從中檢討以往政治之失,開始大幅度調整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詔命薦舉山林隱逸,十七年特開博學鴻儒科,十八年開《明史》館,讓一大批敵視滿清的才高名重之士受到感化。蕭山毛奇齡,明亡后哭于學宮三日,后參與南明魯王軍事抗清,魯王敗后逃亡江湖十余年,作《續哀江南賦》、《白云樓歌》,寄托對明朝的緬懷之情。康熙十八年受感化舉博學鴻儒科,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國史館纂修等職。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亂戡定,作《平滇頌》為康熙歌功頌德。 康熙年間文化、思想也非常活躍,不少明朝遺民著作陸續出版,當時刊行的顧炎武詩文集中“違礙”之處觸目皆是,《讀通鑒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華夏”和“夷狄”,“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簡直就是公然號召漢人起來造滿清的反。最讓人談虎色變的歷史著作也陸續出版,如計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溫睿臨的《南疆逸史》等。

      然而到了雍正年間,文字獄的腥風血雨又再次降臨。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文字獄伴隨其統治始終,共興文字獄案約二十起。雍正皇帝搞文字獄有個特點,就是十分注重案例的“懲戒”作用,強化查處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浙江錢塘舉人汪景祺,是年羹堯大將軍府記室,他所寫的《西征隨筆》中有為年羹堯歌功頌德的文章,雍正除了將他處死,妻子、兄弟、子侄充軍外,還將他的頭顱掛在北京菜市口十年,直到乾隆即位才把頭取下來。翰林院侍講錢名世,也曾寫詩吹捧年羹堯,被定為文字獄案。雍正將“錢名世革去職銜,逐回原籍禁錮,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制成匾額,張掛于錢名世所居之宅。”這也是一種“懸首示眾”,讓人名譽受污。并又“昭示”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共385人,每人作詩一首,批判錢名世,匯編成冊,書名為《御制錢名世》,發至全國,作為讀書人的必讀書。詩也有作得好的,如詹事陳萬策詩中的“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深獲雍正嘉許,被評為卷首之作。也有詩寫得不好的,等于“批判不力”,還因此獲罪,例如翰林院侍讀陳邦彥、陳邦直兄弟都被革職,另一侍讀吳孝登的詩被認為“謬妄”,被遣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所受懲處比錢名世還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查嗣庭,是隆科多保薦的官員,雍正為了整倒他,突擊搜查他的日記,在日記中發現了他“大肆訕謗圣祖康熙、悖禮不敬、譏刺時事、幸災樂禍”等“罪狀”,被定為文字獄案,凌遲處死,戮尸梟示。查嗣庭是浙江人,為此又停止了浙江會試、鄉試兩級科考,以懲戒天下書生。有一個叫曾靜的書生,給川陜總督岳鐘琪寫了一封《策反信》,信中列舉了雍正“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雍正沒有殺曾靜,親自寫了一篇洋洋數萬言的《大義覺迷錄》,“擺事實,講道理”,逐條批駁《策反書》中所列罪狀,宣揚他即位以來的政績,讓曾靜到各地宣講,作現身說法。并將《大義覺迷錄》和曾靜“悔悟”后寫的《歸仁說》及47篇口供刊刻成書,頒行天下, 組織天下讀書人學習、討論、表態。

      經過雍正時期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漢族書生們的那點銳氣,已被消磨殆盡。但書生總是耐不住要寫文章的,用現在作家莫言的話來說就是“不寫文章又干什么呢?”那就寫“歌德”文章,寫不涉及政治的文章,寫嘲風弄月的文章。然而在乾隆朝,寫這類文章也還是寫出問題來了。魯迅先生在評論乾隆朝文字獄案發生原因是說:“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胡涂。”乾隆時期的文字獄,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但真正算得上是“政治案件”的,卻幾乎沒有。有的是因為“四書五經”作注而獲罪;有因獻萬壽詩聯獲罪;有上本為父親請謚獲罪;有向他提“意見”,請他“注意休息,保重身體”而獲罪;有文章中有所謂“忌諱”文字如“戎”、“狄”、“夷”,或有與康熙、雍正、乾隆及他們名字音似、音近的文字如“龍”與“隆”近而獲罪;有精神病人的胡言亂語而獲罪;還有大量的因字意朦朧的詩句而獲罪如:詠紫牡丹的“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 “杞人憂轉切,翹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東方兮,照八荒兮,民悅康兮,我思孔長兮,夜未央兮”、“長明寧易得”、“一把心腸論濁清”等。

      乾隆皇帝的屠刀,終于殺得書生們望文生畏,動輒獲咎,讓他們不知道該寫什么,該怎么寫,一絲生氣、活力被消磨殆盡,只好鉆進故紙堆,尋章摘句,整理典籍,庶幾免于災難,形成了“乾嘉之學”。只到乾隆死后40年,書生們才被鴉片戰爭的隆隆炮聲從昏沉中驚覺,開始思索,開始探求,開始呼喊,為那個時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時代的內容。但老大帝國,積重難返,專制腐敗,列強入侵,內憂外患,國難不斷,這更激發了進步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他們背負著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不畏艱難、沖破險阻,跋涉在探求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漫漫長道上,從狹隘的反清排滿升華到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民主主義革命,到“五.四”時期舉起了“科學”和“民主”的大旗。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又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從此中國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

        本文標題:生死哀榮話書生

        本文鏈接:http://www.vmzeyt.tw/content/301655.html

        驗證碼
        • 評論
        2條評論
        • 最新評論

        深度閱讀

        • 您也可以注冊成為古榕樹下的作者,發表您的原創作品、分享您的心情!
        云南11选5开奖结果